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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知识社会”中的管理革命

现在,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变革中,这场变革孕育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其关键的资源就是“知识”,这一连串的重大变化的本质就是“知识”。本文摘选自我的作品《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一书的“在知识社会中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部分”。

知识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三次大革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这样写道:“在对知识的定义大幅度变动的第一个阶段,有长达100年的时间,知识被应用在工具及产品的制造过程中,造就了工业革命。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期间,知识的新定义和工作有关,进而引发了生产力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知识开始运用在‘知识’本身上,直到今日。而这更是管理革命的滥觞,除了资本与员工之外,知识现在很快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次,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信念是,“我们应该将工作分解成最简单的单位动作”。这是正确的,然而,每个简单的动作均由一位员工单独来完成,这是错误的。因为分析的原则并不能适用于行动的原则,行动的原则必须加以整合。人是多用途的工具,不像机械,是刻板的,人能整合各种不同的动作,予以平衡、测量和判断。若将分析视为行动的原则,则等于是将人视为机械,这是违反人性的做法。泰勒之所以有如此的主张和信念,意味着,虽然以“效率”为取向,以“体力工作者”的思维思考,却忽视了“效能取向”,同时也忽视了“脑力工作者”的人性需求。

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确实掌握着知识的真相——“思考(think)”。为此,每一位知识员工的桌上都放着“THINK”的字样,因为“想”就是在“做”,“思考”就是在“生产”。知识员工生产的是“知识、创意、资讯”,这样的东西本身并不能体现出价值,只有通过另一位知识员工把他的思考当作“投入(input)”,并将这种投入转换为另一种“产出(output)”的时侯,才会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知识型的组织必须依赖知识员工的团队合作,只有这样,才具有生产和绩效可言。

知识员工的“生产工具”放在脑袋中,同时他们又拥有高度的自主性,而且他们是专家,是不能严密监督的,同时也不能给予详细的指导。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给予多方的协助,其余的只能靠知识员工自己,引导他们自己朝向“有效性”。

只有具备“有效性”,才能将智力、想象力及知识等昂贵的资源转化为成果,因为知识工作不能用数量来界定,也不能用成本来界定,只能用“成果”来界定。例如,科研成果首先是以质来界定的,其次才是量。

18世纪,技术学校编撰了百科全书,他们出版了流传千年的秘籍,将经验转换为知识,把以心传心转化为书本学习,将熟能生巧转换为应用知识,这是现代的“工业革命”。

到了1881年,泰勒首次将知识应用在“工作”研究上,也就是分析如何工作、如何管理工作,泰勒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工作训练方面,而他真正的贡献则是“生产力”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两者相互依赖,但它独特的核心功能就是“管理”。

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发明了“管理(management)”一词,这是知识运用的第三次革命,可以称为“管理革命”,难怪“管理”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之一。德鲁克认为,管理已经成为成长最快速的一种新功能,对管理的研究也成为新的学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功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横扫全球。

本文摘选自詹文明著《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东方出版社出版)

极视智库德鲁克管理学家,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的实践者、传播者,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彼得·德鲁克研究中心深造,师从德鲁克先生,任企业、各型组织领导者或CEO的首席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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