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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瑞敏到任正非

日前,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据说书名拟叫《卓越与孤独》,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认为这个书名太虚,“华为哪里够得上卓越,能不垮掉就不错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书名。华为人的谦逊与坦荡,让人感佩。

说到华为,很容易联想到海尔,不是二者相似,而是二者相异。

今天的海尔和华为

海尔也是中国优秀的企业。2011年,海尔集团实现营收1509亿元,利税122亿元,净利75.2亿元,“中国家电老大”地位暂时无人撼动。这一年,华为实现营收2039亿元,营业利润185.82亿元,净利润116.47亿元。

2002年,中国营销界曾经热烈讨论过中国企业到底“应该高调如海尔,还是低调如华为”,当时的争论并未形成最后统一的结论。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有了答案。

资料显示,2002年,海尔集团实现营收720亿元,而当年华为是221亿元,二者相差500亿元之巨。有意思的是,2011年二者同样相差500亿元,但是,位次已经颠倒过来。

然而,华为真正为人称道的,并非其营业收入有多高,而是其透明的管理方式。虽然非上市公司,华为定期发布业绩报告。在中国,这样的企业仅此一家。

而海尔要不透明的多。比如,海尔宣称“全球白电第一品牌”,但其白电业务(青岛海尔,600690)2012年营业收入只有715亿元,净利润约28.6亿元,两项指标均不及格力电器(2011年,格力电器实现营收835亿元,净利润52亿元)。

张瑞敏和任正非,两个类型的企业家

将海尔和华为相比是有趣的,将张瑞敏和任正非对比也是有趣的。

张瑞敏擅长理论建构,从“激活休克鱼”到“斜坡理论”,从“日清日结”到“人单合一”,张瑞敏始终站在中国企业管理的最前沿。

而理论显然不是任正非的长项。止于目前,人们尚未看到任正非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出笼,也没听过华为有什么经验录入哈佛商学院教材。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我估计99%的人会想起那篇近乎危言耸听的《华为的冬天》。

“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任正非的话让人想起比尔.盖茨“微软离倒闭永远只有18个月”。

任正非甚至不是CCTV年度经济人物,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

任正非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着媒体。他还说过一句话:我没什么本事,所以把CEO的位置让给大家来坐(华为独创了CEO轮值制度)。张瑞敏则相反,在海尔,张瑞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海尔政教合一的领袖,高大得犹如一尊神。

人们曾这样问:离开了张瑞敏的海尔能走多远?而人们无需这样问华为。在人们看来,任正非早就解决了交接班的问题,CEO“轮值”制度确保接班人不再成为华为的隐忧。

张瑞敏和任正非分属两个类型的企业家。张瑞敏更愿意向公众传递海尔的正能量,而任正非则警醒华为人要看到危机。不同的视角,折射出企业领导人价值观的差异。很难想象《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如果换成《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海尔》,会是什么样子。

在家电圈子里,人们一直认为海尔的业绩有很大水分。曾经有人公开质疑海尔自诩“全球白电第一”的依据是什么,海尔并未给予回应。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华为的业绩有水分。

中国更需要张瑞敏还是任正非?

企业家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换言之,企业家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人们习惯性地将企业经营者统称为“企业家”,实际上这些人更大的比例是商人、生意人而非企业家。须知,并非所有的企业经营者都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远见性、战略性、规划性,他给企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营业收入及品牌价值,还有观念、文化与制度。我们常说要做“百年企业”,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百年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机制做支撑,也未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做保障。而这一切,和有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息息相关。

真正的企业家,不是看他给企业的今天带来了什么,而是看他为企业的明天准备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与国际企业相比,华为已经具备了国际企业基因,那就是日渐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及全球品牌影响力;与华为相比,海尔技术与品牌都要逊色得多。

任正非对华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为华为建立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确保华为在未来若干年内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而张瑞敏更像一尊高大的神,弥漫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时至今日,海尔依然未建立基于品牌与研发基础之上的全球竞争力,这个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海尔国际化多年却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张瑞敏为海尔描绘了一个漂亮的蓝图,却没有为海尔找到奔向蓝图的通道。

(本文原发于IT时代周刊刘步尘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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