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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演变中的张力

2013-02-18   刘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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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老总来说,人类学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概念;对于管理学家来说,人类学似乎也同工商管理没有多少直接关联;然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类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但是,成熟不等于没有争论,在人类学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叫做体质人类学,一个叫做文化人类学,这两个方向经常打架,概括起来,体质人类学特别推崇科学,本身也已高度科学化,而文化人类学则推崇人文,没有多少“科学气息”。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这两类学者就合不到一起,曾经导致他们的人类学系分家,“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但是,这种偏见对于学科的全面发展毕竟不是好事,而且在外人眼里也不好看,于是,分家闹腾了十来年,最后又重新整合到一起。观察人类学内部的这种分歧,对于引领管理变革不无启示。

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发表了《两种文化》的讲演。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和小说家的斯诺,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家(狭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小说家的东西,物理学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学家的东西,小说家看不懂。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过于乐观、浅薄,缺乏人文底蕴;科学家认为文学家短视、反智,看不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途。在文学家眼里,科学家是文盲加上技术偏执;在科学家眼里,文学家是科盲加上杞人忧天。即便互相之间照顾到面子不说得那么决绝,也是一种指尖碰触一下帽沿的礼貌,而不可能形成敞开心扉的交流。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作者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反省使他转向文学家,并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文缺失、科学一枝独秀的担忧。

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但是,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们把斯诺的看法移植到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领域,就会发现,管理思想的演变,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推动下,或者说是在两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推动着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来推动管理思想探索的,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数学大师巴贝奇,他试图把各种数学方法用在刚刚兴起的机器工业生产管理中,写出了《论机器制造业的节约》。另一个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自己的纺织厂热心实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改进对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两条路线似乎根本没有相交,然而,在他们身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古典管理学诞生之初,泰罗和法约尔可以称为管理理论的“双子星座”。工程师出身的泰罗高举科学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学取代经验,在他的努力下,企业管理从生产流程到组织结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据,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管理思想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然而,同样是工程师出身却更重视经验归纳的法约尔,对管理的认识与泰罗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层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总结,特别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归纳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处处渗透着一种智慧的洞察。对于管理活动,他很少谈到科学派挂在嘴上的“最优”,而更强调“恰到好处”和“微妙”。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泰罗和法约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法约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会,强调自己同泰罗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承认他同泰罗的方法不一样,正是这种方法不一样,决定了法约尔同泰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比较一下泰罗和法约尔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人的区别。泰罗推崇数量方法,他的标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戏是“精确测定”;而法约尔不大提起数学,恰恰相反,在号召管理教育进大学课堂时,法约尔特别指出,大学里高等数学太多了,招生时对数学的强调过头了,“预备课也特别重视数学,而且预备课里几乎谈不到学习文学、历史与哲学”。法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与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用不到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正是法约尔对数学方向的背离,才使得他所创立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揭纛现代管理的领军人物是巴纳德,而巴纳德恰恰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严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及,他的音乐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严重缺乏,并因为缺乏科学学分而未能从哈佛毕业。在他统领贝尔公司期间,因为他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失业者的同情,对志愿活动的热爱,使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领导公司从经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然而,他不重视利润,不关心财务数据。当其他电话公司都采用了自动交换机时,他还坚持人工接线,因为温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拨号音更好听。问题在于,接线员在经济危机中,会因为巴纳德不裁员的承诺而感动,但在经济正常后,却会因为工资过低而恼火。正因如此,巴纳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协作本质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洞见,开创了现代管理学思想体系,然而在财务和赢利方面却十分薄弱。他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固然可以作为巴纳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证据,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软肋。对巴纳德的这种偏向,他的理论继承人西蒙进行了出色的矫正。西蒙在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纳德的理论,而在方法上却彻底走向科学方面。西蒙自己认为,他并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科学家。正是数理领域的高深造诣,使西蒙成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并获得了图灵奖。西蒙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西蒙对从法约尔到古立克那种“管理谚语”的批判,对“管理原则”的放弃,处处表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努力。西蒙的这种努力,不动声色地矫正了巴纳德的理论方向。当日本学者占部都美等人断言“所谓现代管理学,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实际上也是互相矫正的。

当代管理学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和矫正。名声极大的德鲁克,完全不用数学方式,甚至极少使用数据说明问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却基本上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尽管德鲁克并不排斥科学,更不反对科学,但是,他对管理的界定,始终没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迹象,甚至社会科学常见的问卷调查之类手法,德鲁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观点,富有见地,却很难用科学方法“实证”。很多人都认为,学院派对德鲁克的排挤,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讥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鸡肠。但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对德鲁克的各种说法进行数学式的求证,确实有可能发现瑕疵。所以,学院派认为德鲁克不是学者而是“记者”,不仅仅是因为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的身份是《金融时报》派出人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章风格非学术化。德鲁克对学院派不服气的地方,也不在于要争得一个学者头衔,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所以德鲁克强调他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如果把德鲁克的著作同学院派的著作(如迈克尔·波特)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德鲁克更偏向于人文,学院派更偏向于科学。然而,德鲁克的存在,对于学院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鲁克(包括与德鲁克类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时时在敲打着学院派,使他们不至于在数学模型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同企业实践完全脱节。而学院派那些充满了公式和模型的论文专著,也反过来对德鲁克式的洞见进行着各种科学化检验,防止其偏离科学。

上述现象,勾勒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细究起来,就这一主题,可以进行十分具体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团队中,具有人文倾向而且对泰罗形成一定矫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罗的密友甘特,两人的合作中也经常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往往与科学与人文两种倾向有关。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罗则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够精确严密(如关于效率工资,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力求精确,却难以实施,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不够严密,却便于推行。细论起来,在管理实践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实用更常见)。再如,西蒙的科学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马奇,却更倾向于人文追求。在马奇同西蒙合作的《组织》一书中,几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学倾向同化,而在马奇自己的课程中,却偏爱用小说和电影作为教材,试图把管理教学和研究拉向人文一边。再具体一点,同样是研究组织学习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对组织学习给出逻辑和模型化解释,而圣吉则突出领悟和人文化操作。类似现象,在管理学界比比皆是。

毋庸讳言,在管理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缺乏对话,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在中国,“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戏称,不正是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映射吗?尽管笔者很厌恶这种标签语言中的轻浮、浅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这种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语言,反映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即便是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对话,那种认为人文研究“不是学问”,或者认为数理研究“没有价值”的偏见,也屡屡可见。重视这种对立,走出这种对立,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撇开具体研究,从整体看,管理学在发展走向上,当今恐怕以科学化为主流。如果我们把判断标准简化一下,以对待数学方法的态度为基准,不难看出,科学倾向的研究往往偏爱数学方法,而人文倾向的研究往往不用或者少用数学方法。近些年来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不用详细统计也可断言,数量化。模型化方法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学比管理学这种倾向更严重)。但是,如果回顾管理思想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即真正提出某种理论,得到学界的广泛引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应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数理研究做出来的(或许只有赫茨伯格提出的双因素理论是个例外)。包括那些习惯使用数学方法的学者,也会感受到这一点。提出弱连带理论的格兰诺维特,面对越来越细密的量化分析,曾经很自信地说,对于他的研究,直观性的认知就已经足够。然而,影响巨大的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人,却正因为其人文偏向的“不严谨”饱受科学派的质疑。因此,当从事管理实践的经理们都不看数理研究文章时,当模型建构已经变成学界自娱自乐的玩具时,呼吁管理学研究向人文的回归,通过人文研究追溯管理的意义,调整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学引导管理变革,实际是矫正管理思想发展方向的呼喊。不言而喻,这种引导是文化人类学的引导。或许,通过文化人类学,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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