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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管理思想的魅力和陷阱

2012-12-28   刘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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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管理思想,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由于它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明显区别,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然而,在这种魅力下面,却有着看不见的陷阱。当人们为它的这种魅力所吸引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踩踏上陷阱式的机关,落入商鞅和韩非所布的彀中。

不可否认,法家管理思想中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尤其是法术势的配合,奖惩的逻辑,驾驭臣下的手段等等,往往行之有效。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上,法家人物(尤其是韩非)不乏有很深刻、很犀利的洞见。这些细节,需要另文撰述评价。本文仅在整体上对法家管理思想予以透视。

法家思想有一种魔力,它会诱使人们做“老大”梦。从古到今,人类都有一种“更高、更快、更强”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来自于生物本能,各种生物在进化演变历史中,无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生物的千变万化,不过是因为所遇到的资源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使它们形成了不同的强大方向,体型大者更具威力,而体型小者更加灵活;以力取胜者固然威风凛凛,而貌似弱小者可能繁殖速度惊人。同一种生物,也要服从优胜劣汰的法则。人类作为个人而言,总会向“出人头地”的方向努力,马斯洛所谓的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就是对这种努力的心理概括。人类的各种组织乃至国家,也都在这个方向上不断进化。公司追求的排行榜前茅或者“基业长青”,国家追求的盛世风光或者“大国责任”,本质是一样的。

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家在战国群雄的竞争中,适时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基本方向,而且设计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实施策略,这是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对那种雄才大略、睥睨天下的领导人来说,法家思想尤其对他们的胃口,无怪乎秦孝公听了商鞅的强国之术,“不自知膝之于前席”;秦王嬴政看到韩非的文章,拊髀称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因此而发动了对韩战争。尽管战国时代的战争是家常便饭,但为了一个人的文章而征讨他国则绝无仅有。当然,这不能同西方古代神话中为了争夺海伦而发动的特洛伊战争相媲美,但至少可以看出韩非思想的吸引力。时至今日,现实中沉醉于“强国梦”的人中间,不乏能够找出商鞅和韩非的崇拜者,《大秦帝国》的作者就是一例。赞许秦始皇的伟大功业者,实际上已经在思想上认同了法家的治国理念。也许,这种认同是下意识的,但正因为有可能在下意识中认同,故其威力格外强大。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领导人,只要强调国家至上、公司至上,立志于“做大做强”,就会感受到法家思想的亲和力。

即便不想做“老大”,法家思想在管理中的可操作性,也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从管理方略的角度来看,法家诱人的地方,是管理目标的大大简化。现实中的管理活动,往往存在多目标的选择难题,关键是多个目标会互相冲突,鱼与熊掌难以选择。这种两难甚至多难的多项选择,往往导致管理者困惑犹豫。所谓“两利”和“多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有时管理者实在下不了决心时,不得不抓阄式的碰运气。算命占卜并不见得全是迷信,有时也是利害权衡时拿不定主意的智慧。多目标,尤其是价值多元化,使任何管理学说都有可能捉襟见肘。而法家思想为了便于操作,把复杂的管理目标单一化,即实现“富国强兵”,并让这一目标压倒一切,所有与此冲突的价值观念,统统都要为这一目标让路。这样,就能够使复杂的管理活动单一化,而且能够确保所有力量和资源都聚焦于这一目标,在短期内收到显而易见的快速效果。尤其是其效应的快速性和带来的成就感,对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管理者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不同情境的应对上,而勿需考虑价值层面的权衡。现实管理中,由于人的注意力有限,哪怕没有受过法家思想的影响,往往也会自发产生出尽可能简化管理目标的念头,此时如果看到法家的论证,就会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年秦王嬴政看到韩非著作的反应,恐怕就是这种心情。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在管理活动中这种简化管理目标的做法屡屡可见。如“中心任务”说,“压倒一切”说,“一票否决”方式等等,都是简化管理目标的变形。法家思想中把复杂的追求化约为简单目标的倾向,当然能够得到苦于选择之难的人们青睐。

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力量,激发他们做出最大贡献,而且这种成员能够把自身消耗降低到最低程度,能够放弃任何与组织目标不合的自身需求。法家的所有举措,都要为达到这种管理效果服务。最符合这种管理思路的,就是昆虫界的蚂蚁和蜜蜂。在法家的组织体系中,有严密的分工体系,在明确职责方面达到了同现代组织相比也毫不逊色的程度(现代分工立足于技术分工,古代分工立足于职责分工,这是需要区别的)。韩非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韩昭侯醉寝,他身边的典冠者怕昭侯着凉,就给昭侯加盖了件衣服。昭侯醒来后很高兴,问左右道:“是谁给我加盖衣服?”左右回答:“典冠。”于是昭侯处罚了典冠和典衣。处罚典冠的罪名是“越其职”,处罚典衣的罪名是“失其事”。韩非的结论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韩非子·二柄》)管帽子的和管衣服的各负其责,绝不能失职,更不能越权。即便是当代的管理者,也有不少人赞许这种体系的有序和有效,对这种体系能够使领导人使用部下“如身之使臂”赞口不绝,而绝少考虑到使部下“手足化”、“蚁族化”的负面效果。凡是津津乐道于个体为组织做出牺牲者,往往会推崇这种法家式的组织体系。

组织强大化、目标单一化、成员蚁族化,仅仅其中一点,也会对管理者形成诱惑,何况法家把这三点整合到一起。所以,迷恋法家思想很正常,对那些渴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人更正常。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强大化的同时是没有退路和缓冲,简单化会导致失去利益协调机制,工蚁化会泯灭个体价值。这些,都是法家管理思想的致命伤。

组织强大化的表现,必然是追求物化成效。如果没有广阔的领土、高大的建筑和雄伟的军队,如何能够称得上是伟大国家?如果没有市场份额、增长率、利润率的榜首地位,如何能够称得上是优秀的公司?在法家人物眼里,庄子式的精神逍遥等于梦游,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近乎白痴。在最好的情况下,法家只能培育出单纯的功利之徒,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不复存在。一开始,人们会被这种强大带来的炫目效应所震撼,但不久就会看到,炫目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血压升高而中风。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成效卓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然而,功利化后的秦民多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国家强盛的同时伴随着世风日下。贾谊曾尖锐地指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于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汉书·贾谊传》)贾谊在客观指出秦国在功业进取的同时“秦俗日败”,很值得推崇法家管理思想者深思。也许有人会说,秦国风俗日败并非商鞅变法之过。但不要忘了,法家也强调,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管理对象。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正是韩非所强调的管理效应。秦国的耕战政策,能够培育出慷慨赴死的战士,却不能培养出游走吟唱的诗人。以此观之,贾谊的批评,正是从组织文化层面对法家管理思想的反思。

管理目标的单一化,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韩非曾经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批评孔子。在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征求下属意见。舅犯认为,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而雍季则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晋文公按照舅犯的建议打仗获胜,而在胜利后优先褒奖雍季。群臣不解,晋文公解释道:“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据说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评价说,“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韩非则不以为然,称:“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所以,韩非断言道:“仲尼不知善赏也。”(《韩非子·难一》)显然,韩非以“今日之胜”是“万世之利”的先决条件为由,否定“今日之胜”与“万世之利”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认定“今日之胜”就是“万世之利”。当今的管理者,也会频繁遇到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大道理上谁都知道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但当眼下过不去的情况下谈何长远?韩非正是抓住人这一心理,强调眼下就是长远。这位讽刺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高手,却断然否定了眼下与长远的矛盾,认为只要取得今日之胜,万世之利“奚患不至”?韩非自己这样说可以理解,然而听从了韩非的管理者,难免会陷入短期效应的泥沼。

当“老大”的诱惑和简化管理目标的叠加,会使管理陷阱不断扩大,表现为不顾内在矛盾的积累,寄希望于用“发展”来缓解或者消除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这在当今的管理中十分常见。简化管理目标的追求,往往会带来副作用,如曾经的“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实践效果是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后续冲突。单一目标让其他目标让路,其后果往往是其他目标拖住了单一目标的后腿。有些管理者总认为,发展了、强大了之后,各种问题会随着发展迎刃而解,但令人沮丧的是,“发展”会在旧有的矛盾上叠加新的矛盾,“强大”会在原来的难题上增添新的难题。许多管理者在没钱的时候往往鼓励部下,咬咬牙有钱了就好了,然而当真正有钱了,却会发现有钱可能会产生出更大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发展和强大的正面效应,但作为管理者,必须学会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权衡。

组织成员的蚁族化,负面作用人人都能看到。赞扬蜜蜂式勤劳、蚂蚁式坚韧的人,往往只是看到了这种体系的高效和有序,而看不到它同现代分工体系的根本区别。要构建这样的体系,就需要把人员改造为组织零部件。蚂蚁和蜜蜂是不存在“个体”的,每只工蜂或者兵蚁,都是一个群体的组成元件而已。法家的组织体系,就是这种有序的“蚁族”。要实现组织的蚁族化,就要彻底否定个体的价值和地位,以各种方式把组织成员转化为无自我、无个体、无意识的“齿轮和螺丝钉”。君主对臣下是“畜”,官员对民众是“牧”。凡是推崇法家者,多少都会坠入这种陷阱。

平心而论,法家的管理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方式,对于国家来说,在战争年代往往是有效的;对于企业来说,在创办阶段往往是有效的。由于对和平的期待,对企业未来的期望,可以暂时放弃不符合单一目标的多样追求,使其副作用能得到较好的抑制。但是,随着和平的实现,随着企业的成熟,其副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不少人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的原因就在于此,一个组织的创业与守成“攻守之势异”也在于此。尽管法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当国家强调“主权高于人权”时,当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公司的利益天然高于员工的利益时,当管理者要求人们对“奉献”不能质疑时,尤其是各种管理举措中包含着下意识地把组织与成员对立起来的内容时,法家的幽灵,就已经在徘徊。

从历史看,法家思想由于见效快,成就大,即便认识到其中的不足,也会对其难以割舍。汉代尽管有“独尊儒术”,但其骨子里却是外儒内法。汉宣帝教训太子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出了统治者的心底。当然,把宣帝对儒家的批评同西汉前期君臣对法家的批评结合起来看,可能会更好地帮助人们掌握儒法两家在管理思想上的关系。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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